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，是以广泛性焦虑症（慢性焦虑症）和发作性惊恐状态（急性焦虑症）为主要临床表现，常伴有头晕、胸闷、心悸、呼吸困难、口干、尿频、尿急、出汗、震颤和运动性不安等症，其焦虑并非由实际威胁所引起，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。

突然袭来的恐惧

19年6月，一次药物过敏抢救后的第二天，当我去医院看望一位病人提起我的这段险情时，瞬间，就出现了难以支持和把握的眩晕，站着有要倒下来的感觉。我四肢发软，发麻，伴有喉部发紧，像要窒息，有一种濒死的恐怖。心里十分恐慌，立即让亲友用手推车送去急诊，随后又急急忙忙地通知家人前来。神经内科医师经过简单的检查后，诊断是神经症，即神经官能症。

以后，类似的症状反复发作好几次，每次发作似乎好像真的要立刻死去，为此有一次还叫了救护车。平日里，头部的眩晕像波浪一样涌来，走路时常觉得人要倒下去，这种症状让我每一天都难以忍受。我不敢独自上街，也不敢去医院，不敢吃药怕药物过敏。2000年1月，我被迫入住长征医院神经内科。当时医院给予活血、扩血管药物静脉点滴等治疗，再服用治疗神经症的百忧解、黛安神等药物。一个月后，症状稍微有所改善。出院的时候，医师诊断为神经症，但我要他们改写为颈椎病，因为要去单位报销医疗费，我怕“影响不好”。

对医师的诊断，我一直很不能接受。一是不相信自己会得“神经症”，认为是医生查不出疾病，下的推论。二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屈辱，好像是得了人们所说的“精神病”，怕被人知道，怕受歧视。我本身是医院的内科医师，但我仍摆脱不了传统的偏见。明明知道此心理疾病属于精神科，但我一直坚持在神经内科当作是颈椎病治疗，仿佛这样自我感觉好一点。

原来这病“很普遍”

2000年2月我去台湾，在第一次神经内科门诊中，就被医师转入身心医学科即精神科治疗。当时，神经内科医师在电脑里给我预约了身心医学科的初诊。在身心医学科首次的诊疗中，精神科医师在护士小姐的陪同下，在独立的诊疗室中和我谈了约1小时。那天下午，因为是看初诊，所以医生只约了三个病人，有充足的时间来详细诊断每一个病人。他耐心地听我诉说，又仔细地询问和回答我的提问。他很理解患病的痛苦和烦恼，很亲切，像一个朋友那样。他对我说，“人都会生病，都有生病的时候”，还告诉我，“心理疾病很普通，由于科学进步，竞争激烈，人生存压力大，在世界上发病率很高，逐年上升。这是一个现代人的疾病，没有羞耻感。许多台湾歌唱明星、知名人物都在电视镜头上坦言自己曾患有、或仍患有心理上的疾病，如抑郁症、恐慌症、焦虑症等等”。那天他说了很多很多，为我解开心理疾病的压力。他诊断我的病为：“焦虑为主伴有恐慌、忧郁和强迫的混合性神经症”。他让我停服原来的药物，给我口服治疗神经症的舒必利。让我在医院楼下的超市买一本“精神官能症的行为治疗”一书，进行自我心理上的调节。

在精神科专业、正规的治疗下，一个月后，我的症状得到控制，不再发病，尤其是能一个人独立上街了。我异常的兴奋和激动，终于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，不再像一个病人了。

阳光照亮我身心

就在继续服药期间，意想不到的新症状出现了，病情出现一些反复。我心里常会担心，害怕自己去伤害别人，或者做出种种不好的事情。我的心里很紧张，很痛苦，感觉身心备受折磨和煎熬，尽管别人在外表上看不出。在台湾期间，虽一直治疗，但效果一直不好。几年后，2006年初，我回到上海，勇敢地按精神卫生中心的要求，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就诊。精神科的医师和蔼地对我说：“放轻松。”他说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只不过你强烈了一点，浮到意识上来了。在和以前诊断一致的情况下，给我加服了舍曲林，结果症状好转，但始终还不能完全消除。

无奈之中，在服药的同时，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，用转移、暗示、淡化的方法，用建立新的善意的条件反射及和平共处等方法来疏导自己。同时培养和增强自己乐观、洒脱的生活观念。3个月后效果不错。之后，我每天去公园锻炼身体，尤其是打杨式太极拳，增加体质，加强神经、精神的调节功能。再3个月后，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。没有了精神症状痛苦的纠缠，内心真正的快乐无比!人的精神面貌乃至气质都和以前大不一样，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年轻、健康、开心、积极的我。如今的我，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。

我的经历，说明了一个道理：患了心理上的疾病，重要的是要承认它、正视它。心理疾病不就是“精神病”，仅是一种精神疾病。我们不要被世俗的观念束缚住，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积极去治疗。用药物的、心理的治疗，加上体育锻炼，一定能缓解或治愈心理疾病，走出心理阴影，走进一个健康、快乐的新天地!